本文作者回忆与傅雷的交往并不涉及傅雷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具体原因与过程，而是突出写了傅雷的“怒”。第一次是在昆明“不知怎么一回事”和滕固吵翻了，竟致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第二次是作者与傅雷关于翻译方法和黄宾虹 画的争论，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但傅雷直率的性格已经跃然纸上。写这两次傅雷之“怒”，都是为第三次“怒”作铺垫。在文革中间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最后一‘怒’”导致轻生，却是傅雷刚直性格的臻于极致的表现，令人扼腕，也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