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了吗 白岩松（白岩松白说在线阅读）
2008年5月11日晚九点左右，我从日本回到北京。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忆的一部分。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天过后，在中国的四川，会有一场让全体中国人痛彻心扉的大地震等待着我们。
大地震，隔了三十二年之后，在中国，再一次制造了让人无法忘怀的悲伤。
地震的那一瞬间，我还以为，只是一次微小的晃动
由于头一天晚上刚刚结束前后两次长达二十多天的日本采访报道，按计划，我准备休息几天。12日上午我飞赴云南，去参加一个与当地青年有关的交流活动，借机也调整一下自己，否则身心俱疲。
在我们电视台，一直流传着一句话：“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没有电话快。”用以形容传媒人习惯面临的改变和总是突发的新选题，然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不是电话，而是大自然的变脸。
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我正好在昆明飞机场候机楼，那一瞬间，我有明显的震感，然而强度，和几天前在日本夜里所经历的那一次差不多，甚至更弱一些。当时，我没觉得怎样，只和身边的人说：“像是地震，但没事，震级不大。”当时的昆明机场，许多人也只是一瞬间小小的猜疑，脸上很快恢复了放松的笑容。
中国人不像日本人，绝大多数，对地震没有太多感觉，过去了，没什么危险，也就觉得有趣罢了。
然而过后不久，人群中似乎弥漫起一种不对劲儿的情绪来，开始仅仅以为是云南经历了小地震的人们，通过手机等方式，陆续明白，真正的地震并不是发生在云南。
最早，大家都与北京的朋友联系，知道北京震感强烈，因此，以为那里是震中。
这么一想，就有些可怕了，那么靠北的地方，地震之后会让昆明有明显的震感，那会是多大的地震！可透过电话，北京又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是哪儿出了问题？
很快，机场的电视被锁定在央视新闻频道，也真的很快，屏幕上开始播放：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情况还不明，但通信已中断……
从这一时刻起，眼睛就很难再从屏幕上移开，陆续地，在屏幕上，前方传来片段的消息：地震局的发布会，总理要去四川……
一切的信息组合在一起，我明白：奥运前的中国，真的来了大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场悲剧，人类的悲剧。
一边看着新闻频道的直播，我同时又在隔一会儿搜一下四川台，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四川台一直在正常播出，与地震有关的新闻虽有，可还不多，晚上还有电视剧，这样的画面甚至让我心生希望：众人的担心不过只是担心，实际的情况没那么严重？而与此同时，我也在给我的同事发信息、打电话，其中一个意思是：灾情的详细信息我们还不掌握，随时会有变化，要关注已经确定的事实，提醒演播室的主播们，不要轻易下结论，尤其在伤亡人数上，这一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
第二天一早，原定的与当地青年的交流活动一开始，我提议现场的青少年，集体起立为四川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我不知道，这一分钟的默哀是不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但我清醒地记得，当时我对在场的青少年表达了我的担心和希望：但愿伤亡不要超过千人！
其实当时，我自己，都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期望了。交流完毕，其他全部的后续活动取消，我已经归心似箭，当天就回到了北京，开始了当时还没有想到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地震报道。
直播开始后，我一直在想的是：抗震救灾，媒体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13日深夜，我进入了直播演播室，面对的还是不全面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这时候，记者大部分到达四川，然而一些重灾区，别说记者，连部队都无法到达。因此，任何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宝贵的，也都是电视机前观众急切想知道的。那个时刻，作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多少，即使深夜，关注都不会减少。
14日凌晨，当我结束了一个段落的直播，打开手机之后，一个快速显示的数字证明了观众的痛苦关切，我的手机上，接到几百个短信，这些短信虽然内容各异，然而扑面而来的悲伤与焦急却轻易地就能让人感受得到。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凌晨结束直播之后，短信的量达到了高峰。这种情况，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经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知道，手机的另一边，是一个又一个关注者，他们发送的已不是短信，而是焦虑及想到现场救援却不能的无奈与痛苦。
在14日晚上的直播开始前，我认真地思考了很久，这个时候，媒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在悲伤与加油的情感表达中，必须去推动和帮助整个救灾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确的方向行进。悲伤中，如果也能给理性一点空间，我们的损失或许会更少。
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宾是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与他的访谈中，我也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这次救灾不会是短期的攻坚，恐怕将是长期的挑战，要做好准备；第二，绝不是靠政府就能完成，要让民间组织和NGO有发挥能力的空间；第三，要注重因地震而出现的残疾人以及老年人和孤儿的救助，同时心理救助一定要尽早上马。
这几个想法迅速得到在场的王司长的同意和支持，他在要离开演播室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的很多信息甚至是从你们的直播中来的，它对我们的决策和判断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藏、躲、瞒，而是快速透明地让媒体参与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国媒体，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一种进步。在巨大的悲情与苦难中，中国，坚定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救命，需要常识；救灾，需要“生死不离”
灾区的很多地方，最初道路与通信中断，形成孤岛，连军队都无法迅速进入，自救便成为很多孤岛中人们的选择。这次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地震，偏偏汶川就是最初的孤岛之一，外界无法联络，于是，在人们心中，那里一定情况危急，因此，注意力、关注度、打通道路的迫切性都更高；而实际上，北川才是所有县城甚至是整个大地震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地区。由于人们无法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北川的人们只好大量依靠自救来应对最初的惨况。
在头几天的直播中，透过现场的信息，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自救的行为大量存在，很多都只是出于本能而非专业；同时，大量的志愿者甚至奔赴灾区的一些子弟兵，也普遍缺乏足够的救援和救人的相关常识。而如果常识缺乏，有时，会使被救援的人致残或者出现生命危险。因此，在头两天的直播中，我向不知在哪里的医学专家们求助，谁有通俗易懂的急救常识，越短越好，越容易操作越好，越在灾区用得着越好。
当我第一次在直播中发出这样的呼吁之后，仅仅十几分钟时间，我利用放一个片子的机会来看手机，上面已经收到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凌峰发来的仅仅十句却非常重要的顺口溜，将急救常识蕴含其中。我迅速将短信交给同事，几分钟之后，这个顺口溜被我们连字幕带口播播出了很多遍。第二天一早，《解放军报》也迅速刊登了这个急救常识顺口溜，常识以多种方式进入灾区。也许它不能立即让太多灾区用得着的人知道，但一传十、十传百，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之后的几天，我们围绕救急、防疫与灾后心理支持等层面，充分强调常识的重要性。武警总医院急救中心主任王立祥、北京医院心理专家陶然，多次进入我们的演播室，用简短却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供不同救援状况下人们需要的相关常识。
几天的直播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屏幕前观众的痛苦，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与心理问题。很多的观众天天盯着地震的直播，那些情节与画面，又时常让他们泪流满面，甚至不看屏幕都会让自己有负疚感。考虑到这种状况，我做电视这么多年，第一次在直播中强调：请观众不要长期看电视，看一段时间要休息一段时间，否则谁也扛不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可以为灾区做更多。
这时的国人已经完全投入到救灾的进程，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有的到灾区用手用身体尽一己之力，更多的在灾区之外，用心用泪水为之祈福，可能也正是这样一种共患难的民族特性，使一首歌《生死不离》迅速地击中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14日早上我起床，打开手机，众多短信中，有一首王平久发来的诗，名字叫《生死不离》。
王平久是奥组委大型活动部的一个主力干将，由于北京奥运会的几乎所有大型仪式，比如口号发布、吉祥物揭晓、火炬起跑等等，我都参与主持，因此，与奥组委中具体负责此事的王平久打了多年交道。这一次，这个一向以拼命三郎状态工作的王平久，看到了头一天晚上我主持的直播，快速地创作了这首诗《生死不离》，来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
早上看到这首诗，我在给我夫人念的时候，就已经泪流满面，我的眼泪告诉我：这是好东西。晚上直播时，这首诗已经被印在一个纸板上，当我拿起它，要念的时候，有些控制不住想哭的冲动。虽然我早就告诉自己，悲伤的面前，一个新闻主持人要忍住泪水，但是，真的很难。我只好面对观众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可以不哭着把它念完。
这句话暗示并帮助了自己，我做到了，没有流泪将它全部念完，并征集作曲。然而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却无法控制泪水，一夜之间，《生死不离》不胫而走，当晚的直播结束之后，我接到了很多的短信和电话，有要为它谱曲的，有要在重要场合朗诵的，有要做公益短片的。
当夜，曲子已经谱成，很快，成龙和谭晶都克服诸种困难无条件地快速走进录音棚，二十四个小时过后，在我们的直播中，《生死不离》这首歌已经播出。之后的几个月里，成为陪伴中国人度过那段艰难时日的主要旋律。
仅仅这一个旋律，就有成龙、谭晶、孙楠三个版本，而另外的作曲，还有师鹏等版本。
在整个抗震救灾期间，《生死不离》成为最重要也是传唱最广的一首歌，相信很久以后，只要这首歌的旋律轻轻响起，人们就会迅速地将思维与记忆带回那段特殊的黑白画面的日子里。这，便是一首歌的力量。不幸的是，刚刚过去不到两年，这首歌又再度为玉树响起。
所以，该谢谢平久，让我们悲伤的时刻有真诚的歌声陪伴，共同走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地震直播的压力当然很大，因为观众们因痛苦而选择拒绝宽容……
刚开始每日直播时，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压力主要来自于这种痛苦与未知，然而随着直播继续以及观众们期望值提高，压力增大且变复杂了。这时的压力，绝不仅仅是日复一日体力上的要求，以及情况不明并且随时会有意外的直播要求，而且还有来自精神上的压力。地震发生后的十来天里，人们的痛苦，转化为对电视直播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之中，含有一种因痛苦而产生的绝不宽容的情绪。
按理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更何况是充满变数而又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直播，再加上有很多年轻的记者缺乏直播经验。但是口误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话语往往使记者在局部时间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甚至是猛烈攻击的对象。比如直播刚开始不久，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就迅速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和人肉搜索的对象，其中一个理由，是她回宾馆做连线报道，人们无法容忍。但其实，在当时的灾区，通信极不稳定，尤其手机连线很不靠谱，一般都要求记者去找固定电话进行连线直播。然而观众不管这些，再加上记者缺乏经验，并没有交代此中原因，于是直播结束后，她被“千夫所指”，之后，辛辛苦苦的她，只能在舆论的压力下从屏幕上离开，专注于镜头外的工作。想想看，她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记得当时张羽和我都替并不认识的她解释了一下原因，也因此招来骂声一片。
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更加重了参与报道的记者与主持人们的心理压力，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与口误，都可能立即被定性为没有同情心或者不是有爱之人。面对这种压力，你无法抱怨观众，或许观众也是通过这种放大敏感度扩大苛刻度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灾区的深度关切。虽然，这苛刻有些过分，但必须理解，必须面对。
到了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时候，这种压力更达到了极致，每个人都绷紧了弦儿，生怕说错话，表错情。不过，我那个时候安慰紧张的同事：“别担心，相信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是真的存在。相由心生，心里有真情，脸上的表情与语言表达一定是对的……”
我是这样对别人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怕出错才会不出错少出错，越怕出错反而越出错，这已经是直播中的金科玉律。大地震的直播，同样如此。
到了直播的后期，气氛依然是压抑的，然而悲伤中的四川人，已经率先展现出自己特有的乐观主义的悲壮感，一个又一个顺口溜及相关的场景，都在向我们展现着四川人的这一面。
在四川灾区，这样感人的“笑话”其实没几天就开始以手机短信的形式流传，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由于当时有很多外国救援队参与救援，一位大娘在被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之后，看着金发碧眼的洋人，说了一句：龟儿子，这地震好凶啊，都把我震到了国外！
听到这个有待证实但真实反映四川人性格的故事后，我决定，在直播中把它讲出去。在哀悼日过去两天后，我真的这样做了，包括“龟儿子”这三个字，也在直播中说了出去。讲述这个情节，是为了向英雄的四川人致敬，他们在灾难面前不仅有悲情，还有忍受、担当与一种让人惊讶的乐观。
人们似乎都读懂了这个笑话以及我讲述这个笑话的用意和敬意，几乎没有人骂我，反而第二天很多网络都放大并转载了这个笑话段落。显然，大家不约而同，也开始选择更多元地展现灾区性格的丰富性，并不因敏感或压力巨大而只是选择悲情。
生命与生机，在慢慢地复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