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并非十恶不赦。 误读： 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他的名字并不叫纣，他的正式名字叫子辛，也叫帝辛。“纣”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丑恶谥号，“残义损善曰纣”，也就是凶恶不义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纣”就是十恶不赦。 历史上的商纣王真的像史书上宣扬的那样十恶不赦吗？直到今日，许多人依然沿承过去的观点，将商纣王与夏朝的末代国君夏桀一起视为十恶不赦的暴君。其实，这是人们在儒家史学家有意无意地误导下对历史产生的误读。 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就为纣王平过反，他说纣王的罪行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夸张。清朝李慈铭也说，纣王的罪行比起后世的暴君算不得什么。此外，毛泽东同志也为商纣王翻过案，他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甚至有一位教授偏激地称：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正解： 《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秦誓》和《牧誓》，其中开列了纣王的六条罪状：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纣王喜欢的美女，其中最有名的是妲己。史料和传说都认为，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后来的恶事都是在妲己的捧掇下做的。在《封神榜》之类的神话小说中，妲己被描述成狐狸精附体，是一个陷害忠良、搅乱江山、荒淫风骚的“祸水”。 纣王的荒淫表现在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然后让男女裸体在肉林之间穿梭，他在旁边看着取乐。“酒池肉林”这个典故就来源于此。 纣王还极度残忍，有两件事情为他留下千古恶名。第一个，发明了炮烙之刑，即在一个空心（或不空的）铜柱底下架上柴火烧，令犯人行走在铜柱上，然后堕入火中活活烧死。 这个酷刑是怎么来的呢？相传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还在燃烧，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端爬到另一端，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干上掉入火中。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岀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所以也有妲己发明这一酷刑的说法。 第二个，剖心杀比干。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忠直敢言，屡屡劝谏纣王。次数多了，商纣王动了杀机，有一次，比干又一次劝谏时，纣王说：“你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今天我把你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于是，纣王活剖比干，比干大骂而死。由于纣王昏庸至此，他身边很多大臣纷纷离开他。 不敬鬼神，这一罪名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足以为罪名，但在当时，商人颇重迷信，敬鬼神是道德问题，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纣王的一个太师带着祭器投奔了周。古人看来，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礼器丢了，这个国家也差不多完了。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600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 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情理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地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岀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 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 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 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下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 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 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 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逢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发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 由此可见，纣王虽然是个暴君、昏君，但并没有达到十恶不赦的程度，他有过也有功。“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